《中国智库》消息 “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在中等收入时候的那些动力已经不管用了，要找到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创新，就是效率提高。”1月10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
在这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年度论坛上，八十六岁高龄的吴敬琏发表了“压轴”演讲。他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至今20年仍未实现的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应当落实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决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改造旧体制，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刺激政策的效果递减并积累了高风险
吴敬琏说，现在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概括起来就是“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三期叠加”是2013年中央提出的，一是经济增长换挡期，也就是减速；二是结构调整阵痛期，提出优化结构已有很多年，但优化结构过程是要付出成本的，所以就有阵痛；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5年，中央又提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
吴敬琏表示，面对严峻的问题和挑战，政府以前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加强刺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越来越高，若不消化，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
吴敬琏说，从需求侧分析，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是需求，这三驾马车的力道不够，所以拉不动，需求不足造成GDP增长速度下降。用这种分析方法，应对增速下降的办法就是增加需求，有人主张增加消费需求，有人主张增加出口需求，但政府比较拿手的是增加投资需求，比如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以及10万亿元贷款，此后每年都采取类似做法。
“从经济学理论讲，所谓‘三驾马车’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而来的。”吴敬琏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用它来分析和应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是一种理论上的误用。
从实践上看，吴敬琏指出，刺激政策实行这么多年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效果递减，2009年“4万亿”拉动经济明显，但越到后来效果越差，2014年作用非常短暂，2015年则完全没有作用——2015年前三季度投资增长率均在10％以上，GDP增速却在逐季下滑。二是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率积累得越来越多。到2015年中期，中国三个资产负债表，即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均已超过警戒线，容易引发传导效应和连锁反应，出现系统性危机。“所以，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应对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从投资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
“去年年末，中央做出了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吴敬琏认为，供给侧有三个因素——投资、劳动、效率。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新增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多年来用投资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问题，不能再继续依靠。“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效率太低！”
在吴敬琏看来，从供给侧分析，应对挑战的根本途径就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从原来的依靠投资转向依靠效率提高。“总而言之，我们要转轨，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要转轨，就要找到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就是效率的提高或者是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在中等收入时候那些动力已经不管用了，要找到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创新，就是效率提高。”
吴敬琏强调，当前的核心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质。这个问题最先是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建议时提出来的。虽然之后有一些提法上的差异，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比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近年来提出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其核心和实质都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型。
破除体制性障碍需要更快地推进改革
“这些问题提出了整整20年，却没有解决。”吴敬琏将其原因归结为“体制性障碍”，一是把GDP增长看成政绩的主要指标，二是各级政府拥有太多资源配置权力。“这两条加在一块，就变成了各级政府都要运用它手里资源配置的权力去营造GDP的高速增长。”
因此，吴敬琏说，能否实现转型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建立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这正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
“打破体制性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败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决定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说，当前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有关决定，在体制上除旧布新。
吴敬琏表示，需要研究如何能够更快地推进改革。他说，下一步应该加快推进的改革包括：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现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度很快，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是包括股市监管在内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加以支撑和跟进的话，只是在两个金融价格的市场化方面单向出击，仍然存在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财政体系亟须完善；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亟待展开；竞争政策的全面实施亟须提到日程上来，现在不只是国有企业有很多行政垄断权，有些私营企业也靠吃偏饭得到一些政策优惠，一个企业如果得到了政策优惠就等于打击了其他企业，就使得竞争无法开展，所以竞争政策必须全面实施；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营造一个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教育体系改革、法治建设也要加快推进。
对于中央确定的2016年五项基本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吴敬琏表示，要做到并不容易。“供给有短板，应该能够发展的没有发展起来，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的，现在时间拖得太久，结构扭曲要扭过来，在很短时间实现有相当大的难度。”
他指出，原来的结构有其对应的一套利益结构，因此，就连带有一个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也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个问题，用行政手段的老办法来调结构，例如“供给侧管理”一词，我很担心，是不是有保有压、有控有扶又来了。
吴敬琏强调，最终还是要靠市场、靠竞争，来发挥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作用，实现结构的优化。